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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5年12月26日，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。这只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、总规模达千亿元级别的“航母级”引导基金正式揭开面纱，标志着我国支持硬科技发展的资本供给体系迎来历史性升级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仪式上表示，该基金将以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为鲜明导向，通过创新的三层架构设计，用20年超长存续期匹配硬科技研发规律，预计将撬动万亿级社会资本涌入人工智能、生物制药、量子科技、6G等前沿领域。

　　这只基金的诞生，不仅是一次财政投入方式的革新，更是一场针对我国科技创新融资痛点的精准手术。

　　硬科技的研发周期往往跨越十余年，而传统创投基金常见的“5+2”存续模式，根本走不完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流程。这正是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将存续期明确设定为20年（包含10年投资期与10年退出期）的核心逻辑——让资本周期与创新周期实现战略性匹配。这一制度设计在生物医药领域显得尤为关键：一款创新药从化合物筛选到上市审批，平均需要10—15年时间，投入动辄数十亿元。传统资本往往在临床二期或三期时便急于退出，导致众多潜力项目因资金断裂而夭折。引导基金的超长周期，理论上可以覆盖从基础研究、中试放大到商业化生产的全链条，让科学家无需为短期融资分心。

　　更值得关注的是考核机制的革新。基金首次在国家级创投引导基金中系统性引入“容错率”指标，对因技术研发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失败，不纳入负面考核。这一突破源于对创新规律的深刻认知——前沿探索本就伴随着高失败率，若用传统国资的保值增值思维来苛求每笔投资，只会导致资本涌向成熟的“跟风”项目。这并非放任不管，而是建立尽职免责的边界。基金将建立分层分类的绩效评价体系，对种子期、初创期项目设置更宽容的亏损容忍度，同时将技术突破、专利布局、产业带动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考核。这种“长周期+高容错”的制度组合，本质上是为硬科技量身定制了一套资本支持系统。

　　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另一大创新，在于打破传统单层母基金模式，构建“引导基金—区域基金—子基金”的三级火箭架构。这一设计既保证了国家战略的精准落地，又最大限度激发了市场活力。

　　具体来看，顶层为国家引导基金公司，由中央财政直接出资，履行政策引导与主体责任，实施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，不承担全额风险兜底；中间层为区域基金，聚焦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科创高地（布局符合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的若干政策举措》中“13个重点地区协同创新”要求），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，采取“子基金投资为主、直投为辅”的模式，其中子基金投资占比不低于80%，直投部分重点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；底层子基金则完全市场化运作，平均规模不超过10亿元（单个子基金规模上限20亿元），引导基金不谋求第一大出资人地位，充分授权专业管理团队决策。

　　按此架构，10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，若平均以25%的比例出资，可直接带动约4000亿元社会资本参与子基金；子基金再通过1:3至1:5的杠杆投资具体项目，最终可形成超过1万亿元的投资规模。这种“财政投入—区域放大—市场撬动”的传导机制，实现了政策性与效益性的统一。

　　市场化运作是这一架构的灵魂。在首批签约的子基金管理机构中，既有深创投、君联资本等本土老牌机构，也有红杉中国、高瓴创投等市场化头部品牌。这些机构将获得充分的决策自主权，引导基金主要通过负面清单、比例限制等方式进行底线管理，而非干预具体项目判断。这种设计避免了国家资本对微观投资的直接干预，又能通过专业化管理团队遴选优质子基金，确保资金精准投向政策目标领域。

　　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向，全面对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，明确锁定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量子科技、6G、航空航天、未来能源七大领域。其中生物医药作为生物制造领域的核心赛道，与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、6G一同列入首批投资重点。

　　为确保“投早投小”导向落地，基金设定刚性约束：对种子期、初创期企业投资不低于总规模70%，单笔投资不超过5000万元，目标企业估值不超过5亿元。这种“小额、分散、早期”的策略，确保资金精准滴灌到科技创新的“前端”和“末梢”。

　　在人工智能赛道，基金聚焦大模型算法创新、通用AI芯片、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环节。在生物制药领域，针对创新药研发周期长的特点，基金专门设立“生物医药专项子基金”，允许对单个项目投资周期延长至10年以上，覆盖从临床前研究到商业化生产的全流程。量子科技与6G则代表着“未来产业”的前瞻布局，这两个领域目前都处于技术路线尚未完全确定的早期阶段，产业应用前景尚不清晰，短期商业化难度极高，但基金的布局体现了着眼长远、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眼光。

　　区域差异化布局也体现了政策智慧。京津冀区域基金侧重航空航天、未来能源等重资产硬科技；长三角聚焦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赛道；粤港澳大湾区则发挥生物医药、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势。这种“全国统筹+区域特色”的模式，既避免了重复建设，又能发挥各地比较优势。

　　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，影响的远不只其直接投资的存量资金，更在于对整个创投行业生态的示范与牵引。

　　在募资端，基金明确打通保险资金、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入市渠道。通过与头部保险公司、社保基金合作设立专项子基金，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“水源”。据悉，某大型保险集团已承诺出资200亿元参与区域基金，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在退出端，政策支持子基金通过科创板、创业板IPO，以及S基金转让、并购重组等多元化方式退出。引导基金将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（S基金）、科创板绿色通道联动，拓宽退出渠道。近期，上海、深圳等地已推出S基金专项支持政策，为长期资本提供流动性解决方案。证监会“硬科技上市绿色通道”政策也为退出创造了更有利条件，允许更多未盈利但技术领先的企业登陆资本市场。

　　对GP（普通合伙人）而言，引导基金正在改变其投资策略。受“投早投小”导向影响，许多原本专注Pre-IPO阶段的机构纷纷设立早期基金。这种结构性变化，正是引导基金“指挥棒”效应的体现。

　　对创业者，尤其是那些手握核心技术却缺乏融资能力的科学家来说，引导基金的意义更为具体。该基金通过直投模式和对子基金的引导，让这些早期创新项目获得了宝贵的启动资金，从而将实验室成果推向中试阶段，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。首批直投项目中，绝大多数为种子期、初创期企业，且多为首次获得机构投资。

　　一是市场化与政策性平衡的难题。过往一些政府引导基金曾因过度追求“返投比例”或“招商引资”功能，导致投资效率低下。此次国家引导基金明确要求去行政化，但如何在实践中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冲动，仍需建立强有力的防火墙。

　　二是专业人才储备的不足。硬科技投资对GP团队的技术判断能力要求极高，需要既懂产业又懂资本的复合型人才。目前我国创投行业真正具备天使、VC阶段硬科技投资能力的团队仍然稀缺。引导基金能否通过市场化机制选拔出最优秀的管理者，而非落入“关系户”窠臼，将是成败关键。

　　三是容错机制的落地风险。虽然政策上设定了高容错率，但在具体执行中，如何界定“尽职免责”？如何建立科学的投资损失评估机制？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，基层管理人员可能因担心“秋后算账”而趋于保守。

　　四是退出市场的承接能力。即便有S基金和并购市场，但未来万亿级的资金规模最终仍需通过IPO实现主要退出。我国资本市场是否有足够容量承接这么多硬科技企业上市？

　　针对这些挑战，相关部门后续料将配套出台尽职免责细则、管理人遴选标准、绩效评价办法等一系列操作文件，形成“1+N”政策体系。同时，将建立基金运行大数据监测平台，对资金流向、投资进度、绩效表现进行全程透明化管理。

　　从更宏大的视角看，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，本质上是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一次深刻变革。它标志着支持硬科技发展的主体责任，正从分散的地方政府、焦虑的市场资本，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战略资本，通过超长周期、超高容错、超大杠杆的组合拳，系统性地重塑创新生态。

　　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。这只承载着厚望的“航母级”基金，能否在市场的汪洋中稳健航行，既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，也考验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耐心与定力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当资本真正学会与时间做朋友，硬科技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。

　　[作者薛键为某银行分行行长，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（ICC China）银行委员会保理福费廷专家组组长，著有《证道：国内信用证、福费廷及保理》一书]